王 志 国
摘要：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已取得重要成效。新时期制约中部加速崛起有五大难题：农业基础薄弱；产能过剩、资源枯竭较严重；城镇化进程滞后；未来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对中部重大生态功能及环境保护要求的矛盾尖锐；社会民生事业对全面小康实现形成很大制约。加快新时期中部崛起：必须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提升中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比较效益；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中部制造新优势；争当“一带一路”主力军、打造中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创新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快中部新型城镇化进程；挖掘中部投资潜力和消费潜力，加速发展新兴服务业；以生态红线与长江水生态管控为核心，加快中部生态体制改革。
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呈现出崛起的良好态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 新时期中部崛起的发展基础、发展环境、以及发展任务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发展难题。如何抓住机遇，创新举措，破解难题，继续深入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高度关注新时期制约中部加速崛起的五大难题
（一）中部是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地区，但中部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负担重
中部粮食产量历年位列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之首，占全国粮食总产量30%左右，在我国粮食安全体系中具极为有重要的地位。但中部为自然灾害高发地区。山西资源开发性地质塌陷事件时有发生；河南常旱、安徽易涝；湖南、江西水旱频繁，洞庭湖、鄱阳湖近年水位经常超低、干涸。农业设施薄弱，农业投资长期严重滞后， 80%以上的水利排灌设施修建于改革开放之前，老化严重，严重影响粮食稳定生产能力。更主要的是种粮比较效益低，严重影响粮食主产区生产积极性，出现“种粮一季不如打工一月”的现象。中部农村已基本上没有青壮劳动力务农，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长此下去，粮食生产将后继无人。而且现行粮食补贴机制下，生产越多、地方政府补贴越多，主产区负担越重。
（二）中部主要产业相似程度高、产能过剩、资源枯竭较严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
中部产业同构、产能过剩严重。中部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业重要基地，传统产业的比重大。但产业相似度很高，重化冶炼等传统产业曾经作为各省支柱产业比重普遍较大。六省钢铁、水泥产业规模都较大，普遍过剩； 山西和河南的焦炭、河南的电解铝、湖北和安徽的平板玻璃等，是全国性的产能过剩重点行业。中部资源枯竭问题较为突出。在国家前三批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中部占了21个。中部创新能力较弱，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不高，产业结构调整的制约较大。新时期中部地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很重。
（三）中部是劳动力转移主要输出地、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工市民化任务艰巨
2016年，中部城镇化率52.7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63个百分点。不但滞后于全国，也滞后于中部工业化。中部城市化进程中的二元结构、“半城镇化”问题突出。目前中部外出务工人员近8000万人，约占总人口28%，占全国农村转移就业总人数29.5%，河南、安徽、湖南、江西是我国农民工输出最多的四个省份。因此，中部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是农民工市民化任务最艰巨、政府农民工市民化负担最繁重的地区，因而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难点区域。
（四）中部承载重大生态功能，未来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矛盾异常尖锐
中部主要生态物质占全国的比重很高，森林面积占15.6%，水资源占16.9%，自然保护区数量占21.5%，大幅超出国土面积占全国10.7%的比重。中部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生态、长江水生态、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承载了国家重大生态保障功能与使命。但是，中部一些地方出现生态功能退化、环境污染问题。如采矿区植被破坏、农村面源污染、工业水气与固体污染等，鄱阳湖超低水位，洞庭湖、巢湖水污染形势严峻，城市雾霾频发。近年来，中部各省加大资源性产业开发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部分集中在能源、原材料，以及轻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很大。从长远上看，高质量发展要求，中部加快发展的任务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从生态角度看，长江水科学管理调控矛盾突出。长江干支流目前有100多座大型水库，总库容达1200亿立方米，还有数以万计的中、小型水库。这些水库目前大都以“削峰填谷”、“蓄清排浑”的方法运行，对长江中下游河床、湖泊湿地、及动植物生态产生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出来。如洞庭湖、鄱阳湖口泥沙减少，河床下降，枯水期水位大幅下降，枯水周期拉长等，长江水生态安全日益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五）中部社会民生事业滞后、区域协调发展任务重、对全面小康和崛起战略形成很大制约
中部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2016年，中部人均GDP43605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78%。而且，中部居民收入绝对水平比东部、东北低，增长幅度比西部、东北低，如果持续下去，中部将成为全国居民收入水平最低的区域。中部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较多，赣南苏区、罗霄山脉、三峡库区等都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难点地区。中部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偏弱。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少，科技研发经费（R&D）、新产品开发数占全国比重大大低于人口、GDP占比。人才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人才结构长期难以改善。中部行政区划改革滞后。普遍存在设区市国土面积、人口、下辖县市数量悬殊极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大的数万平方公里，上千万人口，数十个县市；小的数千平方公里，几百万人口，2—3个县市，形成“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的现象。按照新的生产力布局加快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必须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二、新时期加快中部崛起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提升中部粮食生产能力和比较效益
稳定提高中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大江大河国家治理压力逐步减轻的情况下，中央加大对中部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减免中部水利建设地方配套资金的比例；鼓励中部粮食主产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科技贡献率；在中部农业县率先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家庭农场，培育职业粮农。
创新粮食生产中央统筹补偿机制。大幅度提高粮食风险基金的补助额度，逐步把地方政府配套补贴比重，由现有的40%左右降低到20%左右，按产量、质量、储量标准，大部分补贴给种粮农民和购销储备企业，一部分奖励给粮食主产区政府。
（二）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中部制造新优势
大力提高中部原材料精深加工、优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中部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优势产业结构调整、跨区域兼并重组，加快技术改造，加速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发展精深加工，推进产品升级、产业集中度升级、产业价值升级。鼓励原材料企业利用长江水道、交通干线调整布局，发展大运量、大用水量临港产业，实现产业布局优化升级。
加速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制造升级。大力发展中部有优势的电子、通信、计算机及应用设备、光电子设备，生物制药、现代中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照明、超硬合金材料，数控加工、工程机械、输变电、动力设备、医疗设备。发展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大数据、云计算。扩大东风、奇瑞、江铃等自主品牌汽车生产规模，发展轨道交通设备，沿江船舶制造；发展南昌、长沙、景德镇等地大飞机和直升机制造。培育中部新兴制造优势。
提升中部科技创新能力。以中部优势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产业、重点大学为基础，新建一批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一批创新联盟。创新科技人才引进培育方式、科技资源分配方式、科技成果激励方式和转化方式。
（三）争当“一带一路”建设主力军、打造中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
加快构建我国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随着东部资源要素趋紧、中部开放基础设施与制度效率显著提升，中部将是我国对外开放新优势所在地。中部是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打造长江经济支撑带的重点区域，是东西协调发展、双向开放国家大战略的桥梁纽带。大力推进中部开放平台、开放体制、开放机制升级。中西部已基本具备与东部 “三部通开、对等开放”的基础条件，尽快复制东部地区最新开放经验，在长江沿江中心城市设立自由贸易区，建设一批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推动一批省级开发区上升为国家开发区。
推动中部“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开放。扩大中部优势特色产业农业、绿色食品、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招商，扩大中部新兴服务业开放招商；利用中部农业、地勘业、建筑业优势，扩大中亚、非洲的农业服务、建筑承包、地质勘探服务等出口；利用中部的矿产采选、冶金、装备制造业优势，扩大对中亚、南亚、非洲的矿产投资并购，发展加工制造，带动技术劳务和装备出口，推进中部产能和装备制造国际合作。
提高中部沿欧亚大陆桥向中亚、西亚、欧盟、中东地区的开放水平。开通汉新欧、郑新欧和中部各中心城市至中亚欧洲等高速铁路和货运班列，提高长江沿岸港口对外水运开放通达水平，优化中部口岸布局，推进中东西大通关协作机制。
（四）创新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快中部新型城镇化进程
在中部实行三类分担机制：在外省外市已经有稳定职业住所和收入的农民工，主要由农民工在输入地缴纳一定年限的养老医疗保险，直接转为当地市民，以输入地政府为主，农民工家庭为辅，承担其市民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本。在本省市内二、三产业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转化成本由输出地政府为主、农民工家庭为辅共同承担，鼓励就地市民化。在外省外市转移就业、还没有稳定居所的农民工，建立输入地、输出地政府为主共同承担、农民工家庭为辅的分担机制。由输入地政府提供部分公租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农民工家庭承担部分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成本，经过一定年限的积累，使具有长期转移趋势的农民工转为当地市民；而不具备的则返回输出地，所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应全额转回农民工最终居住地。
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推动长江超级城市群建设。加快以汉长昌为核心包括皖江城市带在内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关注长江沿江上海至宜宾正在发育长达2800多公里、单幅宽100—200公里，包括长三角、汉长昌、成渝三大一级城市群，沪、杭、宁、汉、长、昌、成、渝等十大都市圈，更多二、三级城市群在内的超级城市体系。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历史机遇，推动长江超级城市群加快发育，使之成为全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对世界经济发挥重大影响的超级城市群。
深化中部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科学均衡调配设区市行政资源，使中心城市的经济腹地与其经济实力大体相适应。在中部主要中心城市建设国家级新区，带动各省中心板块率先崛起。
（五）挖掘中部投资潜力和消费潜力，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
高度重视挖掘中部内需市场潜力。中部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城镇化水平、农业基础的差距，中部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建设的目标任务，就是中部的投资潜力和内需市场潜力。加大中央预算内资金的对中部的投入，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中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民生、低碳环保领域。
推动中部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大力发展中部物流业、金融、信息业、电子商务、互联网+、职业教育、文化创意、旅游休闲、健康服务、社区服务业等。在中部中心城市设立一批大型物流产业园、电子商务城，发展一批教育园、文化创意园，发展一批城市综合服务体，推进新兴服务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搞活中部金融信贷和资本市场。支持中部中心城市开展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发展地方金融机构，规范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扩大企业上市、企业发债、小微担保融资。根据产业特色，在中部中心城市设立专业期货交易市场，如在赣州设立有色金属期货交易市场等。
（六）以生态红线与长江水生态管控为核心，加快推进中部生态体制改革
在中部试行“三条生态红线”和一条“最低生态保障线”制度。在加快推进生态产权制度与生态资源利用管制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在中部实施严格的土地红线制度、森林保护和水土保持红线制度、水资源管制使用、水体污染管制和治理红线制度；建立中部森林覆盖率和活立木积蓄量最低生态保障制度。
建立完善以国家生态补偿为主、区域生态补偿为辅、面向中部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大幅度提高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水平，保障中部重要生态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低于所在省市平均水平。建立生态保护建设绩效科学考核制度，生态补偿转移支付都要与生态建设绩效挂钩。对生态效益提供者与受益者有明确分界或主体的少数特定区域，实行区域性生态补偿。如赣南部分县为东江源头，是广东、香港重要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及上游源头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等。可考虑在供水价格中，设立一定比例的补偿金，收取后专项转移给源头和库区使用。
改善长江水生态管理调控。必须对长江水库体系的生态影响进行进一步研究评估，认清长江流域干支流水库是一个巨大的串、并联相结合的水储蓄生态体系。必须对长江流域干支流重要水库进行科学的联合调蓄，而不是单个水库自行调蓄。建立长江水库体系的信息联网联控协调机制；提高生态目标在水库调控中的地位，确立航电效益服从生态效益的长远目标。
（作者：江西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研究员）
作者简介：王志国，男，64岁，研究员，曾任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西省政府参事，现任江西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二〇一九年五月
